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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2021-5-4 06:45| 发布者: mulan159| 查看: 917| 评论: 1




董敏杰1,梁泳梅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本文以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衡量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的程度,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2)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仅增加0.5%左右;(3)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这些发现表明,环境管制尽管对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关键词] 环境规制;投入产出模型;价格水平;出口竞争力

[JEL Code]Q5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环境规制力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环境规制是否会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中国对外出口?

关于环境管制对竞争力的影响,现在理论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不利论”、“双赢论”与“综合论”。“不利论”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及生产效率(Viscusi,1983;Xepapadeas & Zeeuw,1999)。“双赢论”认为,从动态角度看,环境规制可能会导致环境水平提高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结果。Porter(1991)与Porter & Linde(1995)较早提出这一观点,因而该观点又被称为“波特假说”。后来的研究者认识到,环境规制对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环境规制对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是不确定的(Alpay,2001;Sinclair,1999),这些观点可统称为“综合论”。

与理论研究相似,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正如Jaffe(1995)、Jenkins(1998)、Hitchens(1999)与王军(2004)等综述性文献所提到的,目前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为上述三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或者说,三种观点均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早期的多数研究表明,环境标准对贸易没有明显影响,试图通过降低本国环境标准来扩大出口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Tobey,1990;Grossman & Kruger,1991;Xu,1999;Harris et al.,2000;Busse,2004;陆旸,2009);一些研究则注意到,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可能随产业与国家表现出差异性(Beers & Kopp,1997;Cole & Elliott,2003)。

目前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赵细康(2003)发现,环境保护强度的大小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之间并未呈现出规律性变化,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并不必然导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丧失。陈诗一(2010)发现,尽管节能减排行为在初期对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节能减排不仅会提高环境质量,而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生产率。王兵等(2010)也发现,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后,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大幅提高,这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初步证据。傅京燕(2010)的计量分析也表明,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呈“U”型,在拐点之前,环境规制对中国各行业的竞争优势有负面影响,而在拐点之后有正面影响;尽管目前中国尚处于拐点左侧,但试图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只是一种短视行为。

二、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

用投入产出法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投入产出模型的创始者Leontief(1970)。Leontief & Ford(1972)将污染物看作是生产所需要的一种投入要素,因而,在传统投入-产出表的纵向投入中加入了污染物生产,横向产出中包括了污染物消除活动,以此分析最终需求的变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以及污染治理行为对价格体系的影响。Walter(1973)在分析美国贸易的污染内涵时,尽管未明确使用投入产出表,但其使用的“环境成本全部负担”(Overall EC loading,OECL)不仅包括出口行业的“环境成本直接负担”(Direct EC loading,DECL),而且包括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中间投入品的环境成本,这种思路与投入产出分析的思想同出一辙。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编制中国环境投入产出表(李立,1994;雷明,2000;雷明、胡宜朝,2004),最近的研究(Kahrl & Roland,2008;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沈利生、唐志,2008;徐慧,2010;李小平、卢现祥,1010;彭水军、刘安平,2010)则侧重于采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及能源消费的影响。

我们将借鉴Leontief & Ford(1972)的思路,在投入产出表中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变量,分别考察在没有污染治理、现有的污染治理与加强环境规制三种情况下各行业的价格指数,以此判断当前环境管制强度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以及加强环境规制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潜在影响程度。具体而言,将环境看作是与劳动者、土地、资本等同的生产要素,这样,一方面,企业排放污染物所造成“环境污染损失”即是“环境要素投入”;另一方面,与劳动者取得工资、土地所有者取得地租、资本所有者取得利息等类似,企业也必须付给“环境”相应的“报酬”,这即是“污染治理支付成本”,主要由政府代收。显然,如果企业支付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小于“环境污染损失”,则企业生产存在负外部性。只有当企业支付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等于“环境污染损失”时,才是实现了环境成本的全部内部化,企业才没有动力排放更多的污染物。




三、各行业污染治理已支付成本与未支付成本的测算

在对环境规制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污染治理成本的测度。Walter(1973)在测度美国对外贸易的污染含量时,认为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包括研发投入、设备投资的资金成本、设备的折旧以及当年运行成本四部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在实际计算时,使用设备的当年投资额作为设备折旧与投资的资金成本的替代变量。李钢、马岩、姚磊磊(2009、2010)在测算我国工业发展的环境成本时,所使用的“已支付成本”指的仅是污染治理设备的当年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研发投入不多,排放未达标污染物还需缴纳一定的排污费,同时借鉴Walter(1973)使用设备的当年投资额作为设备折旧与投资资金成本的替代变量的做法,我们将中国企业的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看作是污染治理投资额、设备运行当年费用以及缴纳的排污费三部分之和。对于分行业的污染治理已支付成本与未支付成本的测算,我们以2007年为例进行说明。

1.污染治理已支付成本

在公开的统计资料中,仅设备运行当年费用有分行业数据,污染治理投资额与排污费只有总量数据,这两部分的分行业数据只能通过分拆法获得。

(1)污染治理投资额。为了避免拆分可能到来的误差,我们采用两种分拆方法。第一种分拆方法假设,各行业的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当年设备运行费用的比重相同,则利用当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乘以各行业的设备运行费用与工业设备总运行费用的比例值,即可得到当年各行业的污染治理投资;第二种分拆方法借鉴Walter(1973),假设各行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在当年固定投资中的比重相同,则利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乘以当年各行业的固定资产额在工业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即可得到当年各行业的污染治理投资。由于在2004年之后,各工业行业固定资产统计口径明显不一致,利用第一种方法难以获得可供跨期比较的数据。这里我们首先使用第一种拆分方法,在后文中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尽管中国的统计资料提供了类似的指标“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但其含义与本文所需要的数据还有些区别,因此有必要予以说明。按中国的统计口径,环境保护投资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实际执行“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额,其中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又包括污染费补助、政府补助与企业自筹三部分。考虑到其中的企业自筹部分是由企业直接承担的,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影响,另外“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也主要是由企业负担的,因此,此处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这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自筹部分与“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之和。采用第一种分拆方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将2007年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与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相加,分别










以污染治理成本作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以行业价格水平的变化测度各行业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的程度,本文利用加入污染治理支付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型,评估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2007年污染治理成本使制造业贸易部门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在4%之内;分部门来看,污染密集度型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2)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排污费征收标准自2003年后更加严格,但各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价格受影响的程度并未明显增加,仅有0.5%左右;(3)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使企业的环境成本全部内部化对各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有限,价格提高幅度不超过2%。

这些发现表明,尽管环境管制对中国的制造业贸易部门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承受范围内。其他研究也得出相近的结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项调查(董敏杰,李钢、梁泳梅,2010),仅有4%的企业与7%的经济学工作者认为,环境管制必然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只有31%的企业认为,环境管制强度过高导致成本高涨。事实上,早在1995年的一项针对326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薛进军、荒山裕行、彭近新,2002,116)也得出相近的结论,多数被调查企业认为中国有能力克服环境问题并希望强化当前的环境政策,分别有74%与79%的被调查企业甚至认为,环境政策“可以提高将来经济发展速度”或“增强中国将来竞争力”,只有5%与6%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环境政策“会降低未来经济发展速度”或“减弱中国将来竞争力。另外,本文的发现与赵细康(2003)、陈诗一(2010)、王兵等(2010)、傅京燕(2010)等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计算结果很可能高估了环境规制对行业价格水平的影响。一方面,计算所依据的模型仅仅是在传统的投入产出表增加值部分新增了“污染治理支付成本”,与此相对应,在“中间使用”部分也应该增加“污染处理行业”,但由于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并没有这样处理。如果可以获得足够的数据,在“中间使用”部分也应该增加“污染处理行业”,有可能出现污染治理成本使某些行业价格水平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现有的统计资料并未公开“污染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的具体内容,如果企业在填报数据时,将当年的污染治理设备折旧值也包括在内,则本文计算的“已支付成本”高估了企业的实际支出成本,进而可能高估污染治理对工业价格水平的影响。即便如此,环境管制对中国贸易部门价格水平进而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十分有限,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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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练:木兰联系电话:1754761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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